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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国中将余秋里回到江西吉安老家，县委书记亲自陪同，二弟看县委书记对余秋里非常客气，就悄悄对大哥说，你给县里打个招呼，为你的侄子们弄一口饭吃，咱家族脸上不也有光吗？
1960年代初，余秋里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江西吉安老家。
消息传得很快，车子刚进村口，田埂上已经站了不少乡亲。县委书记早早就等在路边，一见余秋里下车，三步并作两步迎上去，满脸笑容地握住他的手。
余秋里衣着朴素，脚上穿着一双旧布鞋，说起话来还是地道的家乡口音，跟县委书记边走边聊，问的都是庄稼收成、水利灌溉、生产队里的情况。
余秋里的二弟也挤在人群里，看见县委书记对大哥这般殷勤客气，心里又高兴又活络起来。他跟在后面走了好一阵，终于找了个机会，悄悄把余秋里拉到一旁。
“哥，你难得回来一趟，我跟你说个事。”二弟压低声音，脸上带着笑。
余秋里看着他：“什么事，你说。”
二弟回头瞅了瞅远处站着的几个年轻后生，那是余秋里的侄子们，都二十上下的年纪，老实巴交地站在田埂上，晒得黑瘦黑瘦的。
二弟咽了口唾沫，凑近了些说：“哥，你看你在北京当那么大的官，今天县委书记都亲自陪着你，你说话肯定管用。你能不能跟县里打个招呼，给你这几个侄子寻个差事，弄口饭吃？他们成天在地里刨食，能有啥出息。咱余家在村里也算大门大户，你给他们安排一下，整个家族脸上不也有光嘛。”
余秋里的脸色沉了下来。他没有马上回答，而是转过身去，目光扫过那几个站在不远处的侄子。侄子们被他的目光看得有些不自在，纷纷低下了头。
“我没有那个权力。”余秋里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，硬邦邦地砸在地上。
二弟愣了一下，脸上的笑僵住了，他以为大哥在开玩笑。可当他看见余秋里那道严厉得近乎冷峻的目光时，才意识到大哥是认真的。
那道目光他在小时候见过，那时候大哥还没参加红军，在村里就是个说一不二的犟脾气，认准的理九头牛都拉不回来。
余秋里把侄子们叫到跟前，一个个看着他们的脸，声音不高却极其严肃：“你们听着，我余秋里今天把话撂在这儿。党给我的权力是用来给老百姓办事的，不是用来给自己家里人谋私利的。我不会做违反原则的事情，你们也不要想在我身上捞到任何东西。这种心思，趁早打消。”
二弟站在一旁，脸一阵红一阵白，胸口憋着一股气。等余秋里说完，他终于忍不住了，声音里带着埋怨和委屈：“哥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你在外面当那么大的官，出生入死打了半辈子仗，现在新中国也建立了，你就不能照顾一下自家人？你那些战友、那些部下，谁不帮衬帮衬自己家里？就你铁面无私，连亲侄子都不管！”
这话说得有些冲，周围几个本家亲戚也面面相觑，气氛一下子僵住了。
余秋里沉默了片刻，然后缓缓开口，语气平静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：“你说的那些事，别人怎么做我管不了。但我余秋里做事，只认一个理。共产党闹革命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让全中国受苦受穷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，不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当了干部的人先把自己家搞富裕。我要是今天给侄子安排工作，明天给外甥谋个差事，那我和旧社会的官僚老爷有什么区别？人民还信得过我们吗？”
他顿了顿，看着二弟气得扭到一边的脸，语气缓和了一些，但原则丝毫没退让：“老二，家里的日子是苦，我知道。但苦的不是咱们一家，全国多少农民都在土里刨食？我余秋里的侄子就应该比别人的孩子金贵吗？让他们踏踏实实在家务农，凭自己的力气吃饭，这不丢人。”
这场不欢而散的谈话之后，余秋里在家乡待了几天，照常走访农户、查看生产，跟大队干部座谈，说的全是公事。二弟赌气躲了他两天，后来还是忍不住出来见了面，但再没提过安排工作的事。
余秋里走的那天，把侄子们又叫到跟前。这回他的语气不像上次那么严厉了，但话里的分量一点儿没减：“你们安心在老家种地，把庄稼种好了，也是给国家做贡献。不要指望我给你们开什么后门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开这个口子。你们要靠自己的双手过活，挺直腰杆做人。”
他说到做到。此后的岁月里，余秋里从石油部长到国务院副总理，官越做越大，可他那些侄子始终在吉安老家务农，没有一个沾过他的光。有一年一个侄子实在熬不住，跑到北京去找他，想让他帮忙找个工作，余秋里连门都没让进，让秘书转告他一句话：“回去种地，不要来了。”
这不是绝情。在余秋里心里，有一笔账算得清清楚楚——他那只在长征路上失去的左臂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当年在贵州威宁，他带着部队跟敌人拼杀，左臂负了重伤，没有麻药，硬是锯掉了胳膊。
那时候他疼得把嘴里的毛巾都咬烂了，一声没吭。后来有人问他，是什么力量撑着他不倒下，他说：“革命军人，死都不怕，还怕疼吗？”
一个把命都交给了党的人，怎么可能会用手中的权力去为自家谋私利？在他那里，原则比天大，党的规矩就是铁律，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。
这就是余秋里，一个从江西红土地上走出去的独臂将军，一个心里始终装着人民、却从不为自己家人谋半点私利的共产党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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